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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上海８月２２日新媒体专电（“中国网事”记者贾远琨刘雪）天津港“８·１２”爆炸事故，对危险化工品安全管理敲响了警钟。近年来，我国危险化学品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安全事故时有发生，一次次血与泪的惨痛教训暴露出化工行业生产和管理方面存在薄弱环节。

　　工业生产离不开危险化学品，如何让其服务人类的同时又保障安全？业内人士认为，除了在所有的环节加强安全监管和责任意识外，应加大我国《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相关处罚规定的金额上限。

　　天津港“８·１２”爆炸事故发生后，关于危险化学品的生产、仓储、运输等环节的安全管理问题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我们身边是否也隐藏着未知的危险？

　　专家指出，要实现危化品的安全管理，首先要明确危化品的种类、属性，按照不同的要求做仓储、运输管理。然而，记者调查中发现，危险化学品的“谎报瞒报”现象并不少见。

　　记者曾跟随上海海事局执法人员现场查处隐藏在普通货物集装箱中的“瞒报”危险品，尽管只是两箱打火器混在了普通货箱中，但在高温条件下，打火器可能因摆放、托运不当引起爆炸，如果是在船舶航行途中发生意外事故，后果不堪设想。执法人员和记者说，如果是溶于水的危险化学品就更危险，会对水资源造成重大污染。

　　为何危险化学品谎报瞒报现象如此猖獗？根本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危险化学品的运输成本是普通货物的１到３倍，运输时间也更长，不少货主或托运人为了节约成本，将危险化学品混在普通货物中蒙混过关。二是相关法规处罚金额较低，起不到震慑作用。

　　集装箱内的货品由物流公司申报，监管部门只能对货箱抽查，查到有“谎报瞒报”情况予以处罚，但没有查到的无疑是重大安全隐患。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危险化学品的存储方式、方法或者储存数量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有关法律法规的，处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照法律来追究刑事责任。记者正常采访了解到，虽然威胁公共安全可追究刑事责任，但行政处罚最高额度为１０万元不足以起到震慑作用。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认为，监管是否奏效，还要看处罚是不是合理。国外的企业如果出现污染等环保和安全事故，企业很可能被罚到破产，相比之下，国内对这类问题的惩罚力度太轻。

　　比如，２０１０年４月，英国石油公司（ＢＰ）墨西哥湾钻井平台发生爆炸。今年７月，ＢＰ接受了美国司法部发出的１８７亿美元天价罚单。这是美国历史上能源污染案件中单一企业被罚款的最高纪录。而在过去的四年多时间内，ＢＰ已经为刑事、民事罚金及清理费用预留４３８亿美元。ＢＰ表示，这次事件给公司造成的税前赔偿额已达到５３８亿美元。

　　此外，制约我国危化品运输安全管理的重要的因素之一还在于尚未形成社会综合诚信管理体系。信用信息的不共享、不透明，专业信用评估机构和管理人才的缺乏，信用管理方式与日常监管工作的对接不畅，法律对信用信息保护与合法使用的规定、对诚信主体的保护和对失信主体惩戒机制的缺失等，都极大影响了监管效能。

　　纵观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以推行信用管理机制作为降低监管运行成本的重要手段，最大限度便利国际投资和贸易业务。比如，一艘船舶想要在香港注册是十分方便的，其只应该要依据要求提交相应材料即可很快办结，但前提是申请人必须承诺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违背诚信承诺将会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

　　专家认为，按照我国《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相关处罚规定，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额度，不足以起到震慑作用。

　　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能源资源环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章贵表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处罚力度较轻，从罚金方面来看，至少要提高十倍才能达到威慑的效果。

　　周章贵认为，对于危化品这一有可能产生重大事故的行业必须加大处罚力度。以前确实较轻，容易滋生侥幸心理。这次天津港爆炸事故发生后，进一步提醒有关部门要加强危化品安全管理领域的立法修法工作。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于文轩教授和记者说，以前我国环境领域行政处罚力度较轻，部分环节存在执法不严的现象。

　　“提高罚金只是手段之一，是通过经济手段倒逼企业和监管方重视前期预防和全过程监控。”周章贵说，与此同时，预先防控很重要，有必要解决信息监控、情报共享的技术和机制问题，否则应急决策没有协同统一的信息数据和情报支撑，易产生应急指挥不当。应建立安监、环保、公安信息共享的机制。